烹小鲜若治大国

烹小鲜若治大国

嵇步春  于春风

“若治大国烹小鲜”为老子的一句名言，含义极其深刻，老子用烹调菜肴的工艺法则生动地比喻中和治国的道理，这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，在多元化的农耕社会中，“食、色性也，人之大欲存焉”，饮食作为人生的第一需求是动关国计的，因此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中，尤其在封建社会里，君临天下，遴选辅佐之臣，首辅必须具有“和羹鼎鼐”《尚书·顾命》的秉赋，解决吃饭问题是国家社稷的重要任务，也是首辅的第一要务，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政权的稳定与延续。将“烹小鲜”与“治大国”联系在一起令人匪夷所思，但是“小”的方寸之中孕育着“大”道理，这是“烹小鲜”的活力所在，本文试图从“人才遴选、治国之理、君臣关系、和而不同、中庸之道”等一系列问题，从“烹小鲜”的历史视角来剖析治国之理。

一、从“调和鼎鼐”折射出的选才之道与哲学思维。

殷高宗时期名相傅说有“调和鼎鼐”之才，傅说能调和君臣上下关系，调整九夷六合，国泰民安。对贤相用“调和鼎鼐”的赞誉，从殷代来即有记录，据《史记·殷本记》载，武丁即位“三年不言，政事决定于冢宰”。这个冢宰即是傅说，殷高宗即武丁。周朝总领百官，协助天子处理大事的名“太宰”，即殷商“冢宰”。史学家柳诒徽在《国史要义》中说“所谓太宰者，实亦主治庖膳，如部落酋长之下的总务长，祭祀必有牲宰，故宰亦属天官”。据史书记载，以善于烹调的厨师成为国家栋梁之材，屡见不鲜，诸如伊尹事汤，易牙辩味，丘据异同，孙谦美味，侯刚食典，名相迭出，各有成就。“伊尹名阿衡。阿衡欲干汤而无由，乃为有莘氏媵臣，负鼎俎，以滋味说汤，致于王道”（《史记·殷本记》）。伊尹初为媵臣，随有莘氏出嫁商汤，而他是随嫁之奴仆，善于烹饪，以调和滋味比喻治国之理，显示了伊尹的容睿之智，协助商汤终成王道。易牙为春秋时齐桓公的幸臣，雍人名巫，亦称之狄牙的。他知味、长于辩味，孔子曰：“淄渑之合，易牙尝而知之”。说明将淄水、渑水两条河流中的水混和起来，易牙也能分辨出来。据《战国策》载，齐桓公夜半腹饥，易牙能用煎、熬、燔、炙等多种方法并精心制作食品而进献，故而得宠于桓公，从知遇而知味，从知味而知音，完成了仕途经济，进而扶佐齐公，终成霸业。梁丘据为齐景公宠臣，与一代名相晏婴，和而不同，相得益彰，助兴王室。据《梁书·循史传》记载，孙谦于庖厨之事，以美味博赏于显要，谋得太官之职，旋即割烹于皇上，深得赏识，调和折中，施于上下之间，声誉日隆，“遂得为列卿，御史中丞、两郡太守”。据《北史·恩幸传》载，侯刚为北魏洛阳人，初为寒士，“以善于调俎，得进膳出入，积官至食典御”，封武阳侯，后进爵为公。食典御即宫庭国宴及内膳行政总厨，食典洋洋，和羹五味，上下皆视为至味，人际既融，精心于治。以厨师进入仕途而官居显要，伊尹为其代表。钱钟书在《吃饭》一文中写到伊尹，他说：“伊尹是中国第一个哲学家厨师，在他眼里，整个世界好比做菜的厨房，《吕氏春秋》记伊尹以至味说汤，把最伟大的统治哲学将成惹人垂涎的食谱，这个观点渗透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意识，所以自《尚书·顾命》起，做宰相总比为‘和羹鼎鼐’”。钱先生分析得很透彻，宰相首要是解决吃饭问题，达到上悦下安，是其履职的业绩标准，在治国的政治意识中伊尹通过对“本味”阐说，规劝商汤要备享天下之五味，必须“知道”、“成已”。从事物的两端来说明务本思想，对后世之治国思维是发萌式的。《尚书·顾命》中记载：“若作和羹，尔惟盐梅”。盐是厨味，梅是酸味，由于当时条件所限，调味仅有两种。烹调作为人类的最早实践活动，在烹调中获得的感性也很正常，而且也很可能上升到一定的理性，导致被用于指导社会和自然界其它活动。所以，据此推断先秦诸子喜欢从事物两端阐述自己哲学思想的这种倾向，很可能来源于对烹调的知识，如孔孟强调的“仁”、“义”，老子强调的“道”、“德”，韩非子“德”、“刑”二柄，周公的“文武之道，一张一弛”，以及充斥于《周易》的二元思维方式。对维系中国封建社会的治国之理的延续性影响的深刻的。、

二、运用烹调规律，委言治国之法，协调君臣关系。

《吕氏春秋·本味篇》从三个层面运用烹调之术说明治国之本。首先，因为食物的味道、气味、质地的不同，应采取不同的烹饪处理办法的道理来阐述治国之道，对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，“水居者腥，肉食者臊，草食者膻”。其次，以水火两端喻得天下的基础和关键。“凡味之本，水最为始”。也就是说一切味道都要通过水来实现。“九沸九变，火为之纪，时疾时除，灭腥除臊去膻，必以其胜，无失其理，调和之事，必以甘酸苦辛咸，先后多少，其齐甚微，皆有自起”。食物放在鼎中烹煮，水多次沸腾，味道屡变，清除腥、臊、膻等怪异臭味并实现美味都靠火候来控制，用来比喻有道贤君和聪能之士如水火相得，在矛盾之中求得平衡，使之实现“不谋而视，不约而信，相为殚精竭力，犯危行苦，志欢乐之。此功名所以大成也，故不独”。再次，本味篇说到要得到这些美味佳肴，必须有“马之美者”，而要得到千里马，“非先为一天子，不可得而具。”然而“天子不可强为，必先知道。道者，止彼在已，已成而天子成。天子成则五味具。故审近可以致者，成已所以成人也。圣人之道要矣，岂越越多业哉，”意思是说，天子不是可以强行做成的，必须懂得仁义治国之道，不在他人，而在自身。自己学成仁义治国之道，那么就具备了当天子的条件了。像伊尹这样以庖厨之事喻治国安邦之道的情况，在先秦时期比较普遍，刘向在《新序·杂事》中曰：“臣以喻五味，管仲善断割之，隰明善煎熬之，宾须无善齐和之。羹已熟矣，举而进之。而君不食？亦君之力也。”即是说一个国君为比一个美食家，他的大臣们就是厨师，这些厨师身怀绝技，有的善屠宰，有的善火候、有的善调味，菜肴不会不美，即是说国家不愁治不好。

三、君臣在治国之道上和而不同，求同存异，中和之气以一贯之。

据《左传》记载，齐景公有一个宠臣叫梁丘据，景公告诉晏婴说：只有梁丘据根他和。晏婴说“据亦同也，焉能为和？”接着他们的对话是：“公曰‘和与同异乎？’对曰：‘异。和如羹焉，水、火、酰、醯、盐、梅，以烹鱼肉，殚之以薪。宰夫和之，齐之以味。济其不及，以泄其过，君子食之，以平其心。君臣亦然。君所谓可，而有否焉，臣献其否，以成其可。君所谓否而有可焉，臣献其可，以去其否，是以政平而不干，民无争心。’故诗曰：‘亦有和羹，既戒既平，鬷嘏无言，时靡有序。先王之济五味，和五声也，以平其心，成其政也。’”这一段对话大意为，制作五味调和滋味鲜美的菜肴，疱人用醋、酱、盐、梅等调料去烹调鱼肉，除腥去臭，增加美味，用火候调节成熟质地使之入味，还要去其过度，补其不足，相反相成，互相和谐，经过反复加工才能烹制成功。君子吃了觉得特别适口，内心安定。这正如君臣相处，君王认为正确的肯定的，而实际是错误的，臣子就要进献否定的意见，使君王获得真正正确的意见；君认为错误并否定的，而实际上是正确的，臣子就要进献正确的意见，使君王排除错误的认识，这样才能获得政治上的安定，上下不相干犯，人们之间也不相争斗。正如诗经中所言，治国就像调和羹汤，君臣都心怀戒惧，志性平和，仔细调和，才能成其大政，而使百姓不争。从前贤明的君王调和五味，调谐五音，都采取这样态度，处心平和，治道才能有成。晏婴以为，由君臣关系而推演出臣臣关系应该是“和而不同”，所谓和，就是君臣之间在观点、才性、爱好方面有所不一样，但能够相容。“君甘而臣酸，君淡而臣咸”；所谓同，就是君臣在各方面都相同，君甘则臣甘，君淡而臣咸。朝庭的重大决策，必须经过充分讨论，在对立意见的辩论交锋中加以完善。要做到这一点，国君周围必须有不同见解的人，以各自头脑作多层次、多角度的思考。晏子认为，人君应该广开言路，虚心纳谰。臣子属下的话，虽不能每句都听，但绝不能拒之不理。天下万物都是积少成多，累卑成高的，治理天下当然不能靠一个人，对正确的意见，拒而不受，就会亡国。这就是“人之将疾，必先不甘梁肉之味，国之将亡，必先恶臣之语”的道理。

“和而不同”的观念和孔子的“君子和而不同”观点为是一致的，成为儒家的经典之一，始于烹饪的现象而被后世自觉的接受下来。老子的“大羹必和”以及“大味必淡”的观点，将烹饪的“和”与“淡”，勾勒得淋漓尽致。“淡”是“和”的度，淡则求物性之“真”，以“和”助“真”。将酸、甜、苦、辣、咸调到和的水平，化平庸为美味，既要有先期的主观的设定与投入，又要有后期客观的检验与认知。有趣的是《礼记·中庸》：“喜怒衰乐之未发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则为和”。认为人的修养能达到中和的境界（“致中和”），就会产生“天地立焉，万物育焉”的神秘效果。烹饪中之中和现象与周礼中对中庸的铨释，有差异，但是构成元素与境界是相通的。从人们的社会生产实践中平常之理升华为人格魅力与修养，成为待人和治国之智慧，发端于毫末，滋润于社会，与日月同在。

参考文献：

1、春秋战国时《尚书·顾命》

2、司马迁《史记·殷本记》

3、柳诒徽《国史要义》

4、刘  向《战国策》

5、姚察、姚思廉《梁书·循史传》

6、北齐《北史·恩幸传》

7、钱钟书《吃饭》

8、吕不韦《吕氏春秋》

9、商代末期《周易》

10、刘向《新序·杂事》

11、左丘明《左传》

12、文  思《礼记·中庸》